能源变革是全世界人类的诉求。随着新兴清洁能源技术的不断进步，基于资源禀赋的能源观正在发生变化，全球开始步入以技术创新为导向的能源变革时代。技术快速进步推动新兴能源成本持续快速下降，很多能源大国在新兴清洁能源发电领域的投资已经超过传统电源投资，以风电、光伏为代表的新能源产业发展迅速，成为世界能源产业发展的一抹亮色。
然而在能源结构调整大潮中，我国是少数对传统电源投资大于对新兴电源投资的能源大国。在我国能源体系未来发展过程中，有必要改变能源结构规划略显滞后的问题，通过政策引导、基础设施投资、市场配套建设、传统企业转型等方面推进我国能源结构转型，从而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
新兴清洁能源技术正改变全球能源格局
近年来，世界能源结构正加速向低碳化、无碳化方向演变，发展清洁能源已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大势所趋，并成为各国创造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抢夺未来发展制高点的重要抓手。
能源的资源禀赋优势长期主导着世界能源格局。但近年来，新兴的清洁能源技术开始崛起，突破了载体的资源禀赋限制，可以在任何符合条件的地方开展生产，消费者也可以是生产者。这类清洁能源技术可分为两个方向:一是不受资源禀赋限制的天然可再生资源发电，主要是指太阳能发电和风能发电。二是不以自然资源为载体的电力技术，例如氢燃料电池和锂电池储能等。
新兴清洁能源正在逐步弱化能源的资源禀赋优势，而新兴清洁能源主要用于发电。2017年，全球太阳能和风能对电源增量的贡献已经超过了煤电。储能技术尽管还不成熟，但已经被全球公认为未来能源技术创新的关键突破口，与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等清洁能源技术相配合，有可能对能源格局产生深远影响。
多家世界权威机构对新兴清洁能源增速统计和趋势预测的主要结论是:目前，以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为代表的新兴清洁能源已经成为所有能源中增速最快的一类能源。
彭博新能源财经(BNEF)在《2018新能源市场长期展望》中预测:2018年至2050年间，全球范围内新增发电装机投资将达到11.5万亿美元。其中: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投资额将达到8.4万亿美元左右，占比为73%；电池容量的投资额约为5480亿美元。
对此，虽然美国新一届政府提出了“美国能源优先计划”侧重于鼓励化石能源发展，但新兴清洁能源投资依然较快增长。而英国新增太阳能装机容量由于政策因素已连续两年增量减半，但发电量并不低。相比较美英两国，德国在大力发展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的基础上，重点投资氢储能系统。
除了美、英、德等主要国家的能源投资向新兴清洁能源领域倾斜外，发展中国家也创造了清洁能源的历史纪录。据了解，2017年，发展中国家通过核能、大型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以及风能和太阳能等所有形式，增加了114GW零碳排放的发电容量，单独风能和太阳能发电的就有94GW。
这种转变正受到清洁能源技术经济快速发展的推动，尤其是风能和太阳能技术。由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特殊自然资源和设备成本大幅降低，新的可再生能源项目就算没有补贴现在一般可以在价格上跟新的化石燃料厂竞争。这一点明显体现在2017年新兴市场通过招标承接的28GW以上的工程，其中开发商承诺以低至17.7美元/ MWh的价格提供风电，以及低至18.9美元/ MWh的太阳能发电。
我国能源结构调整步伐慢于全球趋势
我国属于能源大国，能源开发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十分密切，我国一直重视开发煤炭和石油能源的开发，现在正在逐渐向新型能源转化，逐步开发新能源，但能源战略调整的步伐已明显慢于全球趋势。彭博新能源财经就2017年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清洁电力投资和部署进行了综合评分，其中智利得分最高，中国排列第7。
客观上，化石能源系统由于在技术创新上的时间先发优势，在领先期间积累了大量的产能、技术和终端用户，这一存量积累进而产生更多的能源消费效用，从而吸引即将到来的新用户继续使用已有传统化石能源技术系统，而非转型选择新兴清洁能源技术。
除了客观原因外，认识不足、规划滞后也成为我国能源战略的制约因素。目前，我国社会和人民大众对于清洁能源的认识还存在类似于“不重要”或“治百病”的两极分化误区，长效的规划也就略显滞后。同时，现有规划并没有将太阳能发电、风力发电和储能三大重点行业统筹考虑，而且对新兴清洁能源的细分差异性考虑不够。
目前，全球超过75%的新增装机容量来自于太阳能和风能发电，但我国仍有约60%的新增装机容量来自于化石能源。根据我国相关规划目标:2020 年，我国太阳能发电规模达到 1.1 亿千瓦以上，其中分布式太阳能 6000 万千瓦。但这一目标在2017年已经提前实现，我国的相应能源政策规划也应有所变化。
能源战略调整应主动“顺势而为”
技术改变能源格局是大势所趋，我国全球太阳能发电行业第一方阵的领军者，在风力发电、储能技术领域也具备了较好的产业基础，具备实施技术驱动型能源战略的技术优势、规模优势、市场优势和企业优势。
业界人士普遍认为，如果清洁能源技术进步足够快，化石能源技术的领先时间较短，那么清洁能源技术转型将会为选择清洁技术的未来用户带来福利增加，从而使得社会净福利提升，特别是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进行着力。
第一，组建新兴清洁能源政策“国家队”。统筹考虑太阳能发电、风能发电和储能技术创新，将我国能源革命、能源消费升级、制造业创新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有机结合，发挥新兴清洁能源技术创新的最大潜力。
第二，建设多种能源有机整合的综合能源体系。在能源未来发展过程中，建设多种能源有机整合、集成互补的综合能源体系正成为大势所趋。多能互补将成为我国推进能源现代化转型，建设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重要突破口。
第三，筑基新兴清洁能源“高速公路”。我国新兴清洁能源领域的微观基础很好，大批民营企业对前沿技术和全球市场有较准把握。政府可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重点投资配套基础设施建设。
第四，实现能源市场配套“软硬兼备”。新兴清洁能源的生产、传输和消费模式都发生了很大改变，必然会对传统能源体制产生冲击。例如消费者在消费太阳能电力的同时，也是太阳能电力的生产者。由于新兴清洁能源的用途主要是发电，因此改革可聚焦于电力体制，重点推动电价改革、市场化改革和机制改革三大改革。
第五，鼓励化石能源企业“借势转型”。实施技术驱动型能源战略将对化石能源企业产生较大影响，这不仅是政策推动的原因，也是全球能源变革的大势所趋。建议引导化石能源企业转变规模化的发展思路，将传统能源业务做强做精，强化服务能力，从化石能源的生产者向清洁能源供应链管理服务商转型。(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 周健奇)
